中美間已持續數月的貿易紛爭，正在各相關行業上下遊掀起蝴蝶效應。
“傳統的集裝箱訂單大戶中集、馬士基公司都突然減少了冷箱的訂單。有可能是考慮到貿易紛爭的緣故，農產品等貨物的總運量不確定，大家都想再觀望觀望。”廣東興發鋁業三水分公司總經理劉允棠近日對《財經》記者表示。
身爲生產集裝箱鋁材的供應商，興發可能受到的產業鏈影響或將並不僅止於此。事實上，作爲中美貿易摩擦中的焦點商品，鋁材出口受到貿易壁壘政策的影響歷來較大：2011年4月，美國開始對中國進口鋁型材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除使中國相關產品出口陷入停滯外，還導致中國當年向美鋁材出口總量同比下降近四成。
2018年3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推行針對鋼鋁的新一輪貿易壁壘政策，計劃對中國在內的進口鋁材全面課徵10％關稅。有相關報告估測稱：此舉預計總影響量約50萬噸，涉及金額15億美元，或將對中國2018年至2019年的鋁材出口產生負面影響。
在佛山市南海區，這一中國國內至今產業規模最大、產業鏈最完善的鋁型材產銷集散地，以及佔全國建築鋁材產量近三成的地區，上述貿易壁壘新政似乎並未掀起太大波瀾。“影響基本沒有。”廣東華昌鋁廠副總經理武衛社如此形容稱。
細究原因，既包括當地相關企業已不依賴甚至徹底退出美國市場，還包括一方面在國內探索各種可能的產業鏈延伸手段，另一方面亦通過借助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等……均爲企業帶來了“底氣”。其基本模式、所付出的試錯成本及當下考量，或可爲正經歷中美貿易摩擦的國內企業及決策者提供信息參考。
值得注意的是，從6月1日起，美國將不再區別對待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對進口其鋁產品徵收10％的關稅。鋁材行業因此對未來的全球鋁業貿易前景並不樂觀。“如果只是美國有壁壘，因早就挺過來了，問題不大，就怕盟國站隊。如今壁壘苗頭日趨明顯，走出去的步子可能要加快了。”劉允棠稱。
互補與壁壘
正因互補性較強且規模可觀，中美與鋁產品有關的貿易糾葛，已延續多年：
鋁生產屬高耗能且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制於生產成本高及原鋁生產技術落後等因素，起步較早的美國鋁業，近年來已逐漸衰落。2017年，美國年度用鋁量550萬噸左右，自產僅70餘萬噸，480萬噸左右需進口。中東、加拿大、北歐及中國等，均是其供應來源。
2012年至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鋁材半成品增幅超過180％；2017年，中國出口鋁材產品總量約爲424萬噸，出口至美國約爲65萬噸，佔出口總量15％左右。
從結構來看，美國鋁產業因掌握高端技術佔據着市場頂端位置——控制全球40％左右的汽車車身薄板及航空鋁合金厚板等高端鋁材供應——反觀中國，其鋁業優勢在於原鋁產量及中低端產品，銷往美國的也多爲中端民用產品。
這一以中低端產品爲主的出口結構，與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曾以個體及民營經濟爲主體發展起來的鋁產業歷史脈絡有關。同樣受制於一系列“先天不足”因素影響，在近年來山東、河南及青海、甘肅等省份借助資源能源優勢呈現跨越式發展前，中國鋁產業還曾長期存在“南重北輕”、“東多西少”等問題。
中國鋁材主產地中，除長三角的平軋加工較早形成產業集羣優勢外，珠三角地區亦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借助鋁合金門窗及幕牆在國內廣泛應用爲契機，逐漸成爲中國的建築鋁型材生產重鎮。
以佛山爲例：該市南海區鋁型材年產量達350萬噸，約佔全國產量的30％，全省的66.7％。另據南海海關不完全統計：2016年南海鋁型材企業出口量約22萬噸，佔全國出口量的18.6％，全省的24.4％，產品遠銷歐美、東南亞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此外，該市三水區的鋁型材產業，亦在周邊地區的產業轉移浪潮中得到了快速發展。鳳鋁鋁業、興發鋁業等企業，如今都是納稅超億元企業。
鋁產業規模日益做大的背後，與中國城鎮化加速帶來的房地產需求膨脹等因素有關。此外從上遊電解鋁行業來看，因其投資體量大且易形成產業集羣，不少地區願意通過電價優惠等扶持令產能“上馬”，且幫助企業不受落後產能淘汰影響；從壓延加工角度來看，因其有只收取加工費、不受原材料價格波動影響等特點，更令大量企業及資本紛紛進入。
因可循環利用且替代性較強，從2011年開始，中國國內鋁表觀消費量增長率逐年放緩，但產能擴張卻仍在大步向前邁進，供需錯位矛盾不斷加劇。統計顯示，截至2014年底，中國國內產能已達4400萬噸，而產量僅爲2368.4萬噸，產能利用率剛過一半（國際產能利用率約在90％）。
不斷尋求機會擴大出口，是國內鋁業的共同選擇。2000年左右，中美經貿關系整體氛圍仍較寬鬆時，南海一些鋁型材企業曾將美國作爲最大的海外市場，每年出口數千噸產品；美國亦有企業會到當地收購產品甚至企業。微觀的景氣環境轉換成宏觀數字，中國鋁型材產品在美國的進口市場份額曾達六成左右。
“中美鋁材進出口的蜜月期只持續到2007年左右。整體特點有二：一是產品價位低，例如供應美國超市的鋁材，基本沒有品牌；二是企業爲增加出口存在壓價競爭等不規範行爲，這也爲美方制裁時企業不願應訴留下了隱患。”佛山一位經歷過這一時期的鋁材行業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
2008年時，爲提振鋁材出口信心，中國恢復鋁材出口退稅並上調其稅率至13％，鋁材出口進入快速增長期，產品則包括未鍛軋鋁、鋁材(鋁板、鋁帶、鋁型材等半成品爲主)、鋁金屬制品等；但亦在這一年裏，美國開始對中國執行鋁型材“雙反”調查。
以此爲標志，美國對中國的鋁材產品的貿易壁壘逐步建立並不斷增高：
2011年5月，美國正式對中國鋁型材徵收反傾銷稅；2015年，美國對中國鋁型材復審裁定33.28％的普遍傾銷幅度；2016年底，裁定9家涉案企業適用86.01％的高反傾銷單獨稅率；2017年，裁定維持對中國鋁型材的現行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
按2010年中國對美出口的鋁型材船上交貨價3500美元-3800美元/噸來算，僅需要徵收最多30％的關稅，就已與美國國內鋁型材價格持平，中國鋁型材的價格優勢不復存在。
“原本就是憑借成本優勢去做美國的中低端市場，算上運費，只賺點辛苦錢。如此高的關稅，正常的型材貿易根本沒必要進行了，雖可通過切割、焊接做成成品進行部分規避，但終究意義不大。”前述人士形容，“當地企業對美國的出口基本上可說是全軍覆沒。”
據當地有關部門向《財經》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年，南海區未鍛軋鋁及鋁材出口值30.4億美元，同比增加5.8％，佔全區出口總值的3.7％。其中，對美國出口值2050.2萬美元，只佔鋁型材出口值的0.6％。
內功增強路徑
“以南海鋁企爲代表的中國鋁型材企業對國外技術性壁壘的認知水平、應對能力，以及應對外國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並不強。”事後，曾有觀察人士如此形容中國鋁業在應對美國貿易壁壘時的尷尬。
此舉亦與中國鋁業產業結構——“中間大、兩頭小”，冶煉產能過剩，高附加值加工產品短缺——的局面有關。其結果還包括中國的合金成分及其加工工藝數值模擬仿真、智能化控制水平與國外先進水平差距很大，航空鋁材、乘用車鋁板等高端產品開發能力弱，產品質量不穩定且成本高，同質化嚴重。
爲應對“雙反”，國內企業大多希望開發深加工產品以及技術含量更高的硬合金產品。“僅做門窗利潤太低，只有延伸上下遊才能爭取利潤最大化。”這是不少鋁材企業的共識。
以曾同樣遭遇美國“雙反”貿易壁壘的國內一家知名工業鋁產品制造商爲例：其在出口量大幅下滑之後，迅速調整市場中心，研發了技術含量更高的2、5、7系（主要應用於航空、航天等高端領域）的硬合金產品，還加大力度提高高附加值產品的比重。
“目前三水鋁加工行業擁有100多億元工業產值，但這只是產業鏈的一小部分，包括在現有的原料貿易、生產型材、型材貿易、設備配件、輔料化工環節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作爲產業延伸的型材深加工環節則屬於三水急需補充的產業鏈條環節。”身兼三水區鋁加工行業協會會長的劉允棠認爲。
綜合《財經》記者近日在佛山南海、三水兩區採訪的多家企業，其產業升級脈絡可歸納爲：開發綠色建築鋁合金結構型材等建築型材；進軍汽車用鋁材的研發與應用、海洋工程用鋁等工業型材領域；此外，還生產環境友好型門窗系統、可拼裝瓦式建築一體太陽能集熱系統等新興產品。
爲延展產業鏈，不少企業採取了成立企業技術中心和對外合作的方式。作爲佛山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一部分，在該市此前公布的14個企業研究院創新平臺建設項目中，鋁型材行業企業就佔據了4席。
當地各級政府亦希望採取措施扶持這一支柱性產業，具體途徑之一是建立出口示範區。據南海檢驗檢疫局相關負責人向《財經》記者表示：自2016年底啓動建設，南海區出口鋁型材質量安全示範區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在2017年9月成功通過了廣東省的驗收，成爲國內首個省級出口鋁型材質量安全示範區，且正等待國家驗收。
根據該地相關部門提供的《工作實施方案工案》：建設此示範區的目的，是幫助出口鋁型材企業及時了解、掌握並滿足國外相關技術法規和標準要求，建立技術性貿易措施交流平臺，構建出口鋁型材企業與相關職能部門信息互通及風險防控機制。
在推動行業標準建設方面：從2004年開始，佛山市政府就投入大量技術標準戰略經費，用於《鋁及鋁合金陽極氧化復合膜》這一標準的制定和推廣。九年後，這一作爲中國首個鋁型材行業的國際標準才被翻譯成西班牙語、法語、俄語等多國語言正式發布，並被ISO標準化組織的120多個成員國採用。
歷經數年，南海鋁企主導、參與制修訂的標準多達近百項。但各方預期中的增加話語權突破技術壁壘、增加鋁型材出口的效果並非立竿見影。
“技術和標準同樣重要。事實上國內的鋁型材標準已比較先進，但國外並不知道也不了解，鋁企在出海時十分被動。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要注重宣傳自身的標準，還要將團體標準、聯盟標準制定得高於國家標準，得到先進國家的認可，推動國標走向國際。”南海區市場監督局標準化科科長黃卓良對《財經》記者稱。
受制於價格戰、房地產增速放緩等因素，加之勞動力、環保等造成的成本不斷提升，龍頭企業想要升級亦面臨重重考驗。例如，如何擺脫路徑依賴及與其他企業的同質化發展等。
“龍頭企業都在實施建築型材和工業型材齊頭並進的發展思路，並重點在軌道交通和汽車用鋁方向進行突破，但應看到高端材料和新材料在我區產業體系中所佔比例很低，新舊動能轉換總體緩慢。同時，企業對產業鏈下遊精深加工的基礎研究、技術支撐和高新項目儲備不足，所以雖然近年來軌道交通和汽車用鋁的產量和用量持續增長，但企業的市場佔有率不高。其中鳳鋁就曾反饋由於不熟悉汽車供應鏈體系，無法對接到相關整車廠家的供應商。”三水區相關部門在給《財經》記者的回應中稱。
三水區經濟和科技促進局副局長陳玉虎則對《財經》記者表示，“好在一些比較大型且發展較好的企業，在從外地向三水搬遷過程中，就經歷了一輪‘異地技改’過程。環保等因素帶來的市場出清，也給優勢企業搶佔份額提供了機遇。”
對於其他企業，想擺脫尷尬更爲艱難。例如，南海雖聚集了近140家上規模的鋁型材生產企業，年產值超過600億元，但高新技術企業和工程中心佔企業總數比例不足5％。大部分企業只能逐步探索內涵式發展路徑。
“不少門窗企業願意在當地設廠做深加工，這樣在產品價格競爭越來越白熱化的時候，還能降低一點中間成本。總體來說，對於鋁業這一傳統行業來說，高效生產模式等挖潛的空間仍很大。”興發鋁業一位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表示。
走出去的權衡
在國內鋁業企業通過各類方式突圍的同時，鋁材國際貿易環境中的陰影，亦在不斷積聚：
一方面，是自2015年以來，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對華鋁材啓動貿易調查和作出貿易懲罰的頻率顯著增加；另一方面，則是韓國和巴西也加入了對華鋁產品實行反傾銷調查的隊列，且產品類型進一步覆蓋到了鋁制預塗感光板、鋁制炊具、鋁合金輪轂等制品。
盡管如此，2017年，中國鋁材出口量仍比2011年增加兩倍以上，達到479萬噸，出口額達139億美元。據南海檢驗檢疫局不完全統計：當年該區鋁企出口各類鋁型材重量增加約2.3％、金額增加約10％，保持了穩步增長的態勢。
當地企業的擔心並未因此緩解：一方面，隨着能源價格上升和環保壓力進一步提升生產成本，中國原鋁生產成本優勢將不斷減弱；另一方面，隨着美國“拉攏”隊員圍堵中國，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進一步對出口造成壓力。
從長計議，中國鋁消費在達到峯值後帶來的產銷市場萎縮，及鋁土礦分布不均——主要分布在幾內亞、澳大利亞等，全球前五大國家合計佔總儲量約70％，中國只佔世界總儲量的3％——亦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思量如何以“貼近市場、依託資源、散點布局、綜合考量”爲原則進行全球經營布局。
以傳統的出口版圖劃分，除北美外，歐洲是不少國內鋁企的首選之地。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有不少企業積極拓展當地市場。“國外推廣的成本要高，產品要求也多。但歐洲客戶較講規矩，對價格不是太敏感，不願意輕易更換供應商；此外國家多，壁壘相對會少。”劉允棠說。
在被動退出美國市場後，不少廣東企業除增加對歐洲出口外，亦在探索向東南亞等地增加出口。2016年，中國鋁材18％出口至北美地區，10％出口至歐洲，37％出口至東亞與東南亞地區。
“早年選擇布局‘一帶一路’國家的市場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武衛社對《財經》記者表示，“近年在國家的倡導下，我們的產品通過參加當地舉行的國際展會、貿易平臺，以及跟着‘一帶一路’相關的項目抱團出口，取得了不錯的成果。”
東南亞較近的運費及市場優勢，是廣東鋁業企業的主要考慮。而其已在探索“就近設廠”的新模式，例如，佛山一家生產鋁型材加工機械的企業就在越南開設了鋁型材加工廠。
“其在三水只是中小型企業，在當地就算是大型了，用自己生產的設備生產產品，利潤能多增加接近三分之一。”一位產業分析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越南與美國有貿易協議，當地產品能輸入美國，也是跨越貿易壁壘的手段之一。”
從宏觀維度來看，國務院及相關部門曾從戰略、規劃等多方面提出幫助鋁業企業“走出去”。例如，工信部就曾表示將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的機遇以及國內鋁加工的技術和裝備優勢，在境外開發鋁土礦和建設氧化鋁項目的同時，鼓勵國內國外企業合作，在政治經濟穩定、能源豐富的國家建設電解鋁及深加工項目。
但前述產業分析人士也提醒稱：設廠應注意規模與速度。一方面，比如越南等地，其環保標準近年來亦在不斷提升，市場準入門檻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東南亞勞動力工資水平較低，但素質比之國內仍有差距，鋁型材加工模具設計和擠壓工藝需大量技工，不應盲目擴張。
整體而言，廣東鋁型材加工企業向外邁步時的態度仍普遍審慎。“企業更多考慮從建築型材向工業型材轉型，以及向下遊延展，走出去會比較審慎，畢竟糾紛會多。”陳玉虎稱。
“在國內新應用領域不斷出現帶來新市場機遇的時候，單純從產品輸出的角度考慮，走出去的意義並不大。”劉允棠稱，“大型企業更多的是考慮吸收技術和人才。比如澳大利亞就有比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一旦其站隊提升關稅，確實會對市場造成較大衝擊。但我們也測算過了，考慮土地和人工成本後，減掉運費和關稅等，在當地生產應不會比國內生產的利潤低。”（焦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