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來看，美聯儲無論是在量化寬鬆退出還是加息的過程中，由於流動性收緊、利差縮窄、避險情緒上升，新興經濟體出現較爲普遍的資本外流和資產配置的重新調整。
美聯儲將於6月15日公布最新的利率決議。此前，在5月25日公布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聲明中，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50個基點至0.75%-1%，並預計繼續上調區間是合適的。同時，委員會決定自6月1日伊始啓動縮表。
自2021年11月宣布縮債，到2022年3月加息靴子落地、首次加息25個基點，再到2022年6月啓動縮表，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幅度和力度在加大，政策調整主要源於通脹持續“高燒”、從“暫時性”走向“結構性”和“持久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楊盼盼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指出，從推高通脹的成因來看，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貨幣政策對抑通脹的作用相對較小，供給側因素仍是影響通脹的最主要變量。
“從目前情況來看，2022年美國通脹率難言下行。”楊盼盼解釋，一方面，供應鏈紊亂問題在2022年仍將持續。新冠疫情衝擊下供應鏈斷鏈問題尚未充分緩解，加之各國更加強調供應鏈安全和供應鏈備份的建設，政策轉向過程中供應鏈效率下降，供應鏈受到中長期約束。另一方面，地緣衝突局勢尚未看到緩和跡象，能源、食品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保持高企，全球通脹持續承壓。
在高通脹壓力且美聯儲加息背景下，美國經濟是否會陷入“滯脹”成爲市場關注焦點。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晉斌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美國CPI連續3個月同比漲幅高於8%，後續預計仍將保持高位運行態勢。與此同時，美國今年第一季度GDP環比萎縮1.5%，若第二季度仍爲負增長，那麼從技術層面可定義爲陷入衰退。不過，此前美聯儲對今年美國經濟增速的預測在2.8%左右。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經濟中只有“脹”的成分，尚未出現明顯的“滯”的跡象。後續，若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過猛”，對總需求形成明顯抑制，那麼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風險會進一步上升。
除了美國，其他國家也普遍面臨通脹上行、經濟下行的雙重壓力。只不過，對於一些經濟基本面脆弱的新興經濟體而言，還需要應對美聯儲加息背景下出現的資本外逃、貨幣貶值、償債壓力上升等問題。
“只要美元作爲國際儲備貨幣具有的影響力持續，那麼每次美聯儲啓動加息周期其他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溢影響，具體受衝擊程度則取決於自身抗風險能力的強弱。”王晉斌稱。
通脹高燒不退
全球多國通脹持續升溫，反映出更廣泛且持久的物價壓力。
新興經濟體中，阿根廷、巴西、智利、祕魯等拉美主要經濟體通脹率持續數月高於官方目標區間上限。從最新數據來看，阿根廷4月年化通脹率達58%，爲1992年1月以來最高水平，連續11月同比漲幅超50%；巴西5月年化通脹率達11.73%，從3月創下的（自2003年3月以來的）歷史高點12.13%回落，不過通脹率連續第9個月保持在兩位數；智利5月年化通脹率達11.5%，高於4月的10.5%，爲1994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祕魯5月年化通脹率達8.09%，高於4月的7.96%，爲1997年7月以來最高水平。
亞洲地區，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通脹率也保持上漲態勢。印度5月年化通脹率從4月創下的8年來高點7.79%降至7.04%，不過已連續5個月高於印度央行設定的6%的官方目標上限；印度尼西亞5月年化通脹率從4月的3.47%升至3.55%，爲 2017年1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中東地區，土耳其5月年化通脹率達73.5%，爲1998年10月以來最高水平，與去年同期16.6%的通脹率形成鮮明對比。
發達經濟體中，美國5月年化通脹率達8.6%，爲1981年12月以來最大漲幅，高於4月的8.3%和3月的8.5%。具體構成中，能源價格上漲34.6%，爲2005年9月以來最大漲幅；食品價格上漲10.1%，是自1981年3月以來漲幅首次超10%。歐元區5月年化通脹率達8.1%，創歷史新高。
G20國家中，根據最新數據，土耳其、阿根廷、俄羅斯、巴西四個國家的通脹水平遠高於其他國家，位居前四；通脹率低於5%的國家有5個，其中中國5月年化通脹率爲2.1%，其他國家通脹率則處於5%-10%。
多國央行收緊貨幣政策
爲了應對高通脹壓力，全球多國陸續啓動加息周期。6月以來，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在貨幣政策方面又有新動態。
發達經濟體中，歐洲央行6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淨資產購買，並計劃7月加息25個基點，爲十多年來首次加息鋪平道路。
拉美國家中，祕魯央行6月9日將基準利率上調50個基點至5.5%，智利央行6月7日將基準利率上調75個基點至9%。亞洲地區，印度央行6月8日將基準利率上調50個基點至4.9%，爲5月4日加息40個基點後本年度連續第二次提高借貸成本。
新興經濟體中，與拉美主要經濟體保持連續加息態勢不同，受政治因素影響，土耳其貨幣政策此前連續“逆周期”降息。自1月以來，土耳其央行連續五個月維持基準利率不變。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裏拉對美元匯率去年累計下跌44%，今年1月以來累計下跌約20%。
此外，在地緣衝突加劇西方國家對俄制裁，衝擊該國金融市場的背景下，俄羅斯央行的貨幣政策也在降息與加息之間徘徊。從最新動態來看，俄羅斯5月通脹率達17.1%，低於4月的17.8%，是央行官方目標水平的4倍多。鑑於通脹、經濟、外部風險等多方因素，俄羅斯央行6月10日將基準利率下調150個基點至9.5%。而在2月28日，爲應對外部風險帶來的股市和匯市波動，俄羅斯央行曾大幅加息1050個基點。
王晉斌稱，雖然各國面臨的政策環境不同，通脹壓力程度不一，但整體來看，目前大多數國家通脹水平均遠超出央行設定的目標區間，疊加美聯儲加息背景，未來全球很多經濟體處於加息周期是大勢所趨。
推升全球債務風險
自2021年3月以來，巴西打響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加息第一槍，拉開加息周期序幕。此後，新興經濟體陸續開啓加息進程。
中國社科院國際關系學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愛宗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新興經濟體啓動加息主要是爲了抑制高企的通脹，而考慮到美元作爲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伴隨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未來的加息壓力將更大。
“從歷史來看，美聯儲無論是在量化寬鬆退出還是加息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均受到顯著影響。”楊盼盼稱，由於流動性收緊、利差縮窄、避險情緒上升，新興經濟體出現較爲普遍的資本外流和資產配置的重新調整，這帶來匯率貶值和國內以股票市場指數爲代表的資產價格的大幅調整。
從美聯儲此次收緊貨幣政策的時間節點來看，楊盼盼表示，美聯儲從去年6月就開始討論縮減購債計劃，於12月正式實施縮減購債計劃，並逐漸將加息時間點前置，還進一步制定了縮表計劃，諸多緊縮舉措並未像上一輪一樣帶來“縮減恐慌”，新興市場相關貨幣和資產價格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動蕩。
究其原因，楊盼盼認爲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美聯儲與市場的溝通更加充分且新興經濟體提前應對。上一次美聯儲退出量寬和加息均爲歷史上首次，市場並不清楚緊縮將帶來何種後果，這種不確定性通過預期渠道傳導，主導了市場情緒和金融市場走勢。具體來看，美聯儲在討論量化寬鬆縮減（2013年5-12月）和討論加息（2015年1-12月）時，新興經濟體主要貨幣貶值，股票市場價格下行，而當美聯儲真正執行量化寬鬆縮減（2013年12月-2014年10月）和加息（2015年12月後）時，匯率和股票價格則大多開始回升。而在本輪發達經濟體量化寬鬆政策退出的過程中，市場和新興經濟體政府有較爲明確的歷史退出路徑參照，美聯儲的對外政策溝通和預期引導也更加明確。
“在此背景下，本輪的貨幣政策退出路徑雖然也經歷了多輪調整，但更多地是以小步微調的方式進行的，政策緊縮更易預測，由預期渠道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波動也隨之削減。”楊盼盼表示。
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自身基本面相對於上一輪有所改善。從包括東盟國家和金磚國家的主要新興經濟體基本面的情況來看，盡管財政赤字因疫情相關原因有所上升，但是通脹水平和國際收支是改善的，大多數經濟體的經濟基本面足以應對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寬鬆的緊縮效應。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因俄烏衝突，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持續波動，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將傳導至新興市場國家，推高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對於那些依賴大宗商品進口的國家，經常賬戶餘額也會出現惡化，削弱新興經濟體應對貨幣政策緊縮時的經濟基本面。”楊盼盼補充道。
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趙雪情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 美元始終處於全球流動性、資本供求的核心，隨着美聯儲貨幣政策加快收緊，美元流動性加速“退潮”，新興市場債務風險將大幅攀升。
這一判斷主要基於以下數據：截至2021年年末，新興市場債務規模達95.7萬億美元，創歷史最高水平，約佔GDP的247.8%。其中，政府債務達23.9萬億美元，較疫情前擴張34%，佔GDP的比重從53.6%升至63.6%。未來五年，新興市場將有近3萬億美元的美元計價債務（債券和貸款）到期，其中，政府到期美元計價債務規模爲2844億美元。
從國別情況來看，趙雪情指出，巴基斯坦、斯裏蘭卡、加納等國主權債務過重，波蘭、土耳其、埃及等國深受俄烏衝突打擊，面臨較大的債務風險。同時，受貨幣政策與地緣衝突影響，國際資本加速流出新興市場，外資參與程度較高的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內債券市場也將出現較大幅度波動。例如，祕魯、南非、捷克、馬來西亞、哥倫比亞本幣國債市場中，外資持有比例分別高達51%、28%、27%、26%和25%。
（作者：舒曉婷 編輯：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