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特朗普總統12月22日正式籤署了減稅法案。根據這項法案，美國公司稅從目前的35%降爲21%；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大部分稅率也有所下降。
雖然這項法案號稱是30年來規模最大的稅法改革，但美國主流媒體甚至許多著名經濟學家都不看好這項法案的實施效果。他們中許多人把上世紀80年代裏根總統和90年代小布什總統的減稅經歷拿來做參照，認爲減稅法案有功有過：“功”在對經濟有短暫少量刺激但長期影響甚微，“過”則在於加大美國收入分配不合理，更使財政赤字的增加長期化。甚至還有經濟學家認爲，這次減稅就是一次財政刺激，而與其用減稅的方法還不如用刺激出口的方法來擴張經濟，那樣副作用會更小。並且認爲這次減稅刺激也會同前幾次一樣，不會獲得真正的成功。
筆者認爲，以上分析和對比雖有合理之處，特別是減稅刺激確有產生貿易賬戶泄漏的副作用，但卻忽略了這次減稅與前幾次根本不同的一些重要事實，而這些事實會影響到實施效果。
首先，這次減稅的總設計師和推動者是一個深諳市場運行機制的成功商人。特朗普深知商業活動的根本動力和商人趨利避害的本性。一個爲支撐龐大的福利體系而過度收稅的，一個使中產階層的稅賦大於他們住房、衣服和食物總花費的稅收體系，注定會摧毀人們工作的動力，降低勞動生產率。總設計師和推動者的不同，會直接、間接影響到實施效果。
其次，與前兩次減稅不同，特朗普的減稅是在貨幣政策可進可退的寬鬆環境下開始的。裏根總統的減稅則發生在美國高通脹高失業的滯脹年代。當時刺激總需求的凱恩斯主義進退維谷，要壓通脹會使失業率更高，要壓失業率則通脹更高，裏根只得啓用供給學派的主張從減稅刺激供給入手。而小布什政府是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和“9·11”事件後，GDP增長減速、需求刺激無法及時奏效時推出的。
因此，前兩次減稅都是財政政策一馬當先，而貨幣政策受制於通脹或失業的壓力、無法相機抉擇。特朗普這次減稅的外部條件截然不同。美國目前的失業率達到近16年來的最低水平，已經進入充分就業的佳境；制造業信心強勁，美國股市屢創新高。最近一個季度GDP增長達到3%，而近月的消費價格指數僅爲1.6%，爲2016年10月以來的最低。在這無通脹、低失業的環境下，貨幣政策能配合財政政策，可進可退，左右逢源。
第三，不同於前兩次減稅，特朗普的減稅不是一次擺脫經濟困境的權宜之計，而是他一盤大棋中的一枚棋子。
爲重振美國經濟，特朗普的一攬子方案包括改革企業的運營環境（稅法是其中之一）、基礎設施環境以及人才供應環境等一系列有利於美國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改革。比如，減稅法案塵埃剛落定，特朗普就開始準備30年來最大的移民改革，計劃廢除親屬移民的舊有體制而代之以擇優移民制度。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統計，2005年到2016年期間美國吸納的1300萬移民中的72%是通過親屬移民來美的，只有大約15%的移民是因爲擁有良好技能而獲得綠卡。爲讓美國更加強大，特朗普新的移民政策準備向全球精英傾斜，同時大幅減少親屬移民數量，停發綠卡給美國居民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以外的親屬。
另外，特朗普己開始準備其承諾已久的萬億美元基建計劃。美國政府2018年的焦點將是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立法，以升級道路、橋樑、機場和其他公共設施，計劃10年內撥出至少2000億美元的聯邦基金，預計各州及地方政府的投入更多。特別是引導被減稅從海外吸引回流美國的資金的一部分進入實體產業，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以實現萬億美元基建計劃。
特朗普要改變的不僅僅是一個稅率，而是一整套制度，他要放棄的是民主黨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預，他依靠的是市場力量推動的經濟創新。筆者認爲，特朗普這次以減稅引導的改革，有一套綱舉目張的計劃，又逢十多年不遇的經濟寬鬆環境，其成功的可能將比此前兩次減稅大得多。
